同时，普法教育也只不过是法律社会化教化策略中的一种途径，法律社会化教化策略除了政府主导的普法，还有着正式法律机构的教化途径，以及其他非正式法律机构的教化途径。
Enneccerus，Ludwig / Nipperdey，Hans Carl，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1. Halbband，15. Auflage，Tübingen 1959，S. 434 f，582.[6]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 Text and Commentary，Springer，2005，p31.[7] 有学者指出，身体和人格之间的区别有点像在著作权法领域中对作品和其底座之间的区别。所谓衍生，指以原事物为基础派生新事物，人格权的衍生利益指居于人格权利益结构之外围，以固有利益为母体派生的新利益。
在法律效果上，原则上侵害固有利益和牵连利益的诉讼时效应该统一起算，损害赔偿应一体计算。人格权的保护方式分为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先确认人格权再依侵权法予以保护者属于直接保护，反之，不确认人格权仅依侵权法保护者属于间接保护。时至今日，以所有权为模型构造人格权应成为必要的立法技术，人格权不必继续游离于法律之外。事实上，按照例示主义的要求，除了法条列举的典型侵害类型外，其他情形也可构成侵害姓名权。然而，人格权拥有多样化的权利类型和具体内容，有时候难以从宪法推演出来[27]。
例如，人格权也可以牵连产生财产利益。例如，案例 C 中未经允许使用他人姓名本属于典型的侵害姓名权行为，但如构成表见代理者却未必构成侵权。但立法者如此行为时必然已经进行了慎重的考虑，仅仅是暂时组成一届立法会议的那些人们在未经思考或未曾公开而负责任地阐明其如此行为的目的时无权放弃那些久远的原则。
在哈特和萨克斯看来，法律不仅包括规则与标准，还包括作为其理由而存在的政策与原则，这体现了法律过程学派恢复法律理性主义传统的努力，即法律并不是像现实主义法学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些值得怀疑的规则或内容不能确定的标准，在适用上完全受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左右，在规则与标准背后，还有那些强力也不得任意更改的坚实的基础[13]，它们代表着那些更为优先的、更为高阶的价值选择，是解释者在归结目的和确定意义时必须要尊重的。参见Searle, What is a Speech Act, in Searle（ed.）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44-46,1971.[3]赫顿案的司法意见认为，对全部制定法进行确切与忠实的解释时，一般应辨明并考虑4个因素：法律制定之前的普通法是什么，普通法未作规定的缺陷与弊端是什么，议会的补救措施是什么以及补救措施的真正理由是什么。传统的意义论和意图论都主张立法者至上及解释者作为立法机关之忠实代理人地位，但意义论和意图论最终走向立法机关文字至上和立法机关意图至上的殊途。哈特和萨克斯对立法机关基于民主程序的立法能力、法院的理性阐述能力充满信心，强调各机构应基于不同制度能力来协同合作以生产和实施良好妥当的公共政策与公共价值。
在沃瑟斯特沃姆（Richard Wasserstrom）的著作中，这一观点已经被表达得非常清晰。不参照政策和原则，不确定性不能被清楚易懂地解决，在此种情况下，总是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目的，即什么样的政策或目标或潜在的原则，应被归结给系争的法律设计。
（二）制定法目的的归结1．立场预设与目的的建构不仅目的概念并不简单，而且确定并将其归结（attribution）于特定制定法的过程有时也显得十分复杂。{8}90-91对制定法颁布前的发展进程的考虑，哈特和萨克斯认为这是来自于赫顿案的经验，即在决定一部制定法目的的时候，先前的法律总应被考虑并且总是相关的，除了在制定法的目的已经被权威地确定的解释场合。而在后者，该事实情境则仍在规则的禁止范围之内。虽然协调了民主、法治与实际功效{13}229的目的主义解释进路在美国学界获得了广泛认同，并在司法实践中被普遍采用，但仍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目的经常是多样的，某一制定法及其从属的条款往往并不存在单一的或可以压倒一切的目的，则此时，目的论的解释方法还能发挥作用吗？例如刑事诉讼法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则在对某个争议的非法证据排除条款进行解释时，到底应当按照何种目的来操作呢？虽然哈特和萨克斯版本的目的主义提出了经由论证来臻于一个融贯目的体系的解决思路，但此种追求唯一最佳目的的策略，其理论难度要远逊于它在实践操作中的难度。
在意义的世界，不能像《爱丽斯镜中奇遇记》中的蛋形人那样，以为话语的意义可以由他自行界定，从而赋予语词任何他想要的意义[11]。在该案中，经销商将运输条款的州际因素理解成汇报的必要条件并因此未对州内的销售予以汇报，因而引发了诉讼。哈特和萨克斯在此强调的是，人们依赖语言的规约意义进行有效交流。哈特和萨克斯认为，法院在经年累月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努力地辨别并阐明了许多社会关系的原则，它们代表着社会经验和智慧的升华
特征描述型符号以某种理念来聚合有相似性的经验场景，从而使对众多类似事物的思考成为可能，无论它们已经存在还是即将形成。{1}114-116我们不能仅根据那些可以直接呈现给感官的物理现象来思考，而是需要使用一致同意的标记或符号来指称那些物理的或非物理的现象。
{1}1379四、目的主义解释与清楚陈述的既定政策的限制一方面假定立法机关是理性人，要尊重立法机关政策制定与政策选择的功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实践中立法机关在事实上不理性的行动。但正如哈特和萨克斯所言，不要希冀任何人的制定法解释理论，无论是你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能准确描述法院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制定法的。
首先，意图论者要求考虑颁布法律的立法机关对这些难题具体意欲如何处理，基于这一思路，上述解释难题就转变成诸如此类的问题，立法者意欲让救护车、警车、自行车等进入公园吗？立法者意欲让女性取得作为陪审员的资格吗？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解释者就需要在立法史等解释材料中考古，以便发现历史上的立法者的具体意图。{1}13741．目的主义的这一要求以文字的多义现象为前提。在确定和归结制定法的目的时，首先涉及到解释者的立场或态度问题。{1}1378对解释者立场与态度的预设，反映出在麦卡锡阴影笼罩下发展起来的目的主义解释理论的规范性色彩，也为司法机关建构法律目的，并经此来发展制定法预留了伏笔。{7}153-154法律过程学派的哈特和萨克斯把制定法的目的看成是规范性的，看成是因应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的，把目的的确定看作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运用多种解释素材来对制定法目的进行实践理性的推理。第二，政策与原则可以用来解决法律文本中那些不确定的意义。
在对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默案进行分析时，哈特和萨克斯认为，无人应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是深植于法律之中的一项原则，该原则不仅存在于英美法，而且在罗马法和欧陆法中也被普遍接受，{1}89是关于社会生活问题的宝贵财富。参见Searle, What is a Speech Act, in Searle（ed.）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44-46,1971.[3]赫顿案的司法意见认为，对全部制定法进行确切与忠实的解释时，一般应辨明并考虑4个因素：法律制定之前的普通法是什么，普通法未作规定的缺陷与弊端是什么，议会的补救措施是什么以及补救措施的真正理由是什么。
当时，普通法被看成是几近完美的理性，是客观、永恒而又原则化的。[9]例如圣三一教会案的司法意见认为，在制定法的文字之内，却不在制定法之内，因为不符合法律的精神和立法者意图。
Max Rad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43 Harv. L Rev. 863, 870 （1930）．兰迪斯在回应时区分了两种意图，一是具体意图，即立法者对系争问题的预测及如何以特定方式来予以处理的打算。但制定法可以完全等同于言说者、解释者与其他听众之间的会话交流并因而可以毫无节制地悖离语言文字的规约意义来探寻立法者的意图吗？恰如语言学家塞尔所指出的那样，意义不仅是意图问题，也是规约问题，不要试图从你知道柠檬花开的国家吗这句话中推导出我是德国人的意义来[2]。
如著名的现实主义法学家卢埃林就曾指出，解释准则总是成对出现，指示着相反的解释方向，律师们由于惯习而采用，而法官们则基于另外的原因以之将欲求的结果正当化。意图是立法者对具体问题意欲如何处理的具体观点，是对特定的制定法条文能否适应于具体场景以及适用于该场景时意思为何的具体看法。其次，确定性和安定性并非法律中压倒一切的价值之所在，当另外的价值敦促承认并对字面意义的接受产生疑问之时，平白意义规则及其所维护的法律的确定性和安定性就很成问题。[6]哈特和萨克斯认为，也可根据这些毫无疑问的适用来进行类比推理以解决类似的案件。
第三，政策与原则可以补充成文法中的漏洞。如何在尊重立法机关的同时纠正其不理性的行动，如何在更新发展制定法的同时使解释者不恣意妄断，使非民选的司法机关不做出有较大争议性的价值选择，如何在一个同时存在普通法与成文宪法传统的国家发展出一套与该传统相兼容的制定法解释理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哈特和萨克斯版本的目的主义除了为解释者设置对目的予以论证的负担，文本规约意义的拘束以外，还要求解释不得偏离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而这些基本价值判断表现为清楚陈述的既定政策。
[4]目的和意图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纳丁和兰迪斯有关制定法解释方法的争论所引发的。{6}538 -539其次，目的通常是一般的、宏观的、抽象的，而意图更多则是具体的、微观的、具象的。
[2]塞尔认为格赖斯的意义理论忽视了语义有规则性或规约性。一是制定法中的规则具有抽象性，可以适用的具体情境千差万别，对于这些繁多的情境，不能也不适宜在立法时将其一一具体化。
二是一般目的或立法目标意义上的意图。在《何谓言语行为？》这篇文章中，塞尔虚构了一个反例用以证明格赖斯理论存在的问题。而解释需尊重制定法文本规约意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过程学派所主张的制度解决原则的要求，即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基于不同的制度能力相互合作，司法机构不得以自己的意志来取代立法机构经由恰当程序所制定的法律。此时，是否与制定法抽象规则相关的所有事实情境都应受该规则的支配呢？如果不是，则应当如何识别出可受规则调整的事实情境并保证规则适用的一致性呢？以法理学上最著名的规则禁止车辆进入公园为例，根据此规则，可以禁止汽车、卡车进入公园，但是否救护车、警车、自行车、儿童推车、玩具车、滑轮车也在禁止之列呢？如果有人欲将二战时留下的坦克运进公园做成纪念物，这是否也违反了该规则呢？又如某制定法规定禁止在选举中假冒有投票权的人，若某人假冒了一个虽有投票权，但却在选举日之前就已经去世的人，则其行为是否仍违反了该规则呢？还有与该规则适用相关的各种事实情境，如假冒了一个虽有投票权，但已经投过票的人。
早期的目的主义主要从制定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视角来获得正当性论证，并且没有和意图论清晰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在制定法颁布后出现的新的事实情境是否应受制定法的调整，如关于车辆的制定法在汽车出现以后是否应解释成包括了汽车这样的问题，也可根据一般目的的不同来作出判断和回答。
参见Henry Hart, Albert Sacks, The Legal Process: Basic Problems in the M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Law, The Foundation Press, pp.92-93,139-142,148-149, 1994.笔者以为，哈特和萨克斯的这些观点是原则理论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环，对后来德沃金原则理论的影响极大。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享利·哈特和阿尔伯特·萨克斯为代表的法律过程学派吸收了纳丁和兰迪斯等有关制定法解释方法的论战成果，并立基于各机构根据不同制度能力协同合作以生产妥当公共政策这一基本理论立场，提出并建立了完整版本的目的主义解释理论。
【摘要】目的主义在美国主要指法律过程学派的哈特和萨克斯所提出的制定法解释理论。其次，在建构制定法目的时，法官应尊重法律中对目的进行陈述的部分，诸如制定法序言之类对立法机关制定该法律的目的所作的表达等。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